1992年，长期旅居美国的特务头子毛森，在生命垂危之时，向他的儿子吐露了心声：渴望在有生之年，能够回到祖国，回到那遥远的家乡再看一眼。
毛森1908年生于浙江江山，是地地道道的浙西人。年轻时聪明伶俐，原本可以读书做生意，可偏偏在乱世里走了另一条路。
抗战爆发后，他加入了国民党情报系统——那个被称为“军统”的秘密机构。那时的他意气风发，誓言要“保家卫国”，却在权力和斗争的漩涡里越陷越深。
1949年，上海解放在即，他带着部下撤退。临上船时，他回头望了西湖方向一眼。那一年，他41岁，风华正茂，却也做下了此生最沉重的决定——弃国离乡。
台湾的日子一开始的确风光，无非是因他是宋美龄派系的人。可时局变了，蒋经国掌权后，他成了“旧势力”的负担。
他被软禁三年，出狱时已被边缘化，连门口的看门兵都不再敬他一句“长官”。
1958年，他辗转去了香港，又去了泰国，最后在1968年落脚美国。
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岁，国籍变了，身份也变了。从一个“国民政府的中将司令”，活成了洛杉矶唐人街一个卖调料的小店老板。
街坊们只知道他姓毛，说话带点浙江口音，喜欢一个人坐在门口晒太阳。没人知道，这个老头曾经权倾一时。
他从不多话。有一次，儿子问他：“爸，你以前做什么的？”
他淡淡一句：“干过官，现在卖酱油。”
1981年春天，他第一次给家乡寄去了捐款——一笔并不算大的数目，但足以在江山修起一所小学。捐助人署名“老乡毛森”。
地方政府收到款项后，还给他回了信，并在信中说：“祖宅已修复，欢迎常回家看看。”
这封信，他反复看了好久。后来家里每年春节，他都写信回去拜年，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极微妙的情绪——既是叙旧，又像忏悔。
在信尾，他写了八个字：“中国现在贤明者掌政。”
这八个字，让所有人读懂了他心里的转折。
1987年，台湾开放探亲政策的消息传到美国，他颤着手拿着报纸看了整整一夜。这时的他已经七十九岁，身体每况愈下。
他的儿子回忆说，那段时间父亲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，什么也不说。偶尔，他会拿出一本旧相册，轻轻翻开。
相册里的照片都泛黄了——江郎山的石壁、家乡的祠堂、他穿着长衫站在门口笑的样子。他抚摸着那页照片，喃喃地说：“这些石头还在的。”
那一刻，他的目光不像在看照片，更像在看自己被切断的那半生。
可现实没有给他机会。他的身份注定敏感，申请探亲的计划搁浅。表格刚填一半，被他亲手塞进了抽屉。
1992年5月，一架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。下舷梯时，他坐在轮椅上，儿子推着。
四十三年前，他是从这里仓皇逃走的。四十三年后，他回来了。迎接他的，是浙江省统战部门和省领导的工作人员，没人提过去的身份，也没人提账本上的罪。
宴席上，浙江省省长葛洪升亲自举杯欢迎。
毛森望着满桌的菜肴，全是家乡味。他端起杯子，手抖得厉害，半杯酒都洒在桌上。他哽咽着说：“共产党了不起，人民政府了不起，我那时候走错路了。”
那一刻，没有宣传口号，没有寒暄套路，只剩一个老人的真心话。
第二天，他回到了江山老家。那间老屋还在，木门斑驳，床铺陈旧，空气里都是尘封的味道。
他要人把轮椅推到江郎山脚下，抚摸那面刻着他年轻时题词的石壁。
“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，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。”
风吹过，烟雨打湿了那些字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低声道：“那会儿，我真是糊涂。”
当地的史志办得知他回乡，拿出一本新编成的《江山县志》。其中清楚地记录着他在1949年前的罪行。工作人员一时间犹豫着，不知道要不要给他看。
毛森自己接过书，翻开那一页，一字一句读下来。
看完后，他眉头紧锁，久久不语，然后缓缓点头：“这是事实。”
临走前，乡亲请他题字。他拄着拐杖，手抖得厉害，写下八个字——“谢谢亲爱的乡亲们。”
人群一片安静，那一瞬，仿佛所有的恩怨都化为一声长叹。
探亲结束后，他返回美国。气色短暂好了几天，却又急转直下。
同年十月三日，毛森在旧金山病逝。遗体火化，骨灰安葬在加州柏克莱夕阳景墓园。按照遗愿，墓碑朝向东方。
东方，正对着浙江江山的方向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个早年的“杀人魔王”，晚年最挂念的竟是家乡的一座山、一条河、一块石头。
人到老了，什么都看淡了。追求的不过是一句“回家”——一个看似简单，却足以让他泪流满面的词。
有评论说：毛森的一生，是中国近代动荡史的缩影。他年轻时跟随旧政权，以为那是救国之路；后来落得流亡海外，才知自己的路，走到了尽头。
他后半生无官无权，开杂货铺糊口，却一生惦记着那片土地。
他给家乡捐款、承认罪行、写信表达敬意，这些行为既是赎罪，也是和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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